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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其柱:知識分子的責任擔當

            2014-10-23 09:18:00來源:大眾網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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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分子”原是一個譯語,特指19世紀下半葉俄國中產階級的一個階層。他們接受了西方現代教育,對沙皇專制統治強烈不滿,具有十分突出的反傳統的批判精神,F在,西方知識分子概念的內涵已經大大擴展,凡是以某種知識技能為專業,同時又能深切地關懷國家、社會乃至世界的人,都可以稱之為知識分子。至于中國,對知識分子的理解多種多樣,但是大體上接近西方現代知識分子的概念,即擁有一定現代文化知識而又心懷天下的人,基本上都可以劃歸知識分子行列。

              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擔當

              聊城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  胡其柱

               “知識分子”原是一個譯語,特指19世紀下半葉俄國中產階級的一個階層。他們接受了西方現代教育,對沙皇專制統治強烈不滿,具有十分突出的反傳統的批判精神,F在,西方知識分子概念的內涵已經大大擴展,凡是以某種知識技能為專業,同時又能深切地關懷國家、社會乃至世界的人,都可以稱之為知識分子。至于中國,對知識分子的理解多種多樣,但是大體上接近西方現代知識分子的概念,即擁有一定現代文化知識而又心懷天下的人,基本上都可以劃歸知識分子行列。

              如果不那么嚴格地限定,中國古代最典型的知識分子,無疑是持續存在兩千年的士大夫階層。士大夫既是知識分子,也是輔助皇帝管理國家的官僚。他們對自身的定位非常明確,就是學而優則仕,最好能官拜丞相,以便得君行道。宋代儒家說得更絕——“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根據這個說法,士大夫甚至不是為皇帝服務的,而是為天地、生民和往圣服務的,他們不僅是社會的良心,也是天地的良心。其境界之高、胸懷之廣,古今中外,極為少見。

              落實到社會現實中,中國士大夫所從事的工作,大體上呈現為兩個階段。元代以前,皇帝尚有一點度量,士大夫似乎還有封官拜相、得君行道的機會,有志向者要么加入官僚集團,協助皇帝辦理具體政務,要么筆耕不輟,為皇帝治理天下出謀劃策。進入明代后,洪武皇帝喜歡大權獨攬,干脆撤掉丞相職位,結果斷絕了士大夫得君行道的機會。于是,有志向者目光下移,把工作重心轉移到了改造民間社會、移風易俗上。他們的論說,也以普通百姓為對象,變得通俗而實用。這一傳統對后世的影響深遠,近代嚴復、梁啟超的新民說,新文化運動的民眾啟蒙,國共兩黨知識分子的社會和國家改造,實際上都是承接明代士大夫傳統而來。只不過,國共兩黨知識分子立意更高,不僅要啟蒙民眾,而且還要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的政治制度。

              時至今日,民國知識分子所追求的目標——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已經初步實現。盡管中國崛起引起各方關注,甚至引起有些國家的警惕,但是中國影響力在亞洲乃至世界范圍的持續增長,應該是可以預期的。至于社會經濟方面,雖然財富分配尚不均衡,但是其總量已令世界各國不敢小覷。在這種情況下,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中國人,實際上都面臨著一個新的問題:獲得民族獨立和經濟發展之后,中國人下一個階段要追求的目標是什么?未來的責任是什么?如果大家對這個問題沒感覺或者沒答案,富強就不過是一個脆弱的幻像,它可以來得讓人心花怒放,也可以消失得令人措手不及。這不是中國獨有的問題,而是所有工業化和市場化社會所面臨的共同難題。

              維持現代社會健康運轉的動力,除了資源和市場,更重要的是思想、責任和制度。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沒有辦法要求多數國人都進行深入思考。但是,有兩個階層是必須要思考這個問題的,一個是國家管理者,一個是知識分子。如何管理國家,保證國家健康、良性發展,是管理者的應盡職責;超越個人利益,代替社會各個階層進行理性思考,向國家管理者提供長遠而可行的建議,為普通民眾提供睿智的思想資源,則是知識分子不可推卸的責任。當然,現代國家與傳統社會不同,它需要的是專業化的知識分子。這種專業化知識分子應該以生產和傳播知識為己任,不必想著參與到國家政治中去,實踐自己的想法。這并不是說知識分子不能進入國家管理者行列,而是說只要身為知識分子,就應該履行知識分子的職責,不能身在曹營心在漢,以學而優則仕為目標。

              現代知識分子的核心責任,就是代替社會進行思考,然后把思考的結果提供給社會和政府。有人可能會說,知識分子必須走出象牙塔,我覺得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如果這里的知識分子指醫生、記者、律師、工程師等社會工作者,那么他們本來就在象牙塔之外,不存在走出不走出的問題;如果這里的知識分子指高校中的學者,那么學者本來就應該身在書齋或實驗室,也不存在走出不走出的問題。況且,目前中國學者的一個普遍性問題,恰恰是心系社會和國家,身也在社會和國家,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靜下心來認真思考。一個人只有與社會和國家保持一定距離,才能進行理性思考。所以,最起碼就現階段高校知識分子來說,核心的責任應該是回到書齋或實驗室,潛心做研究,為社會和國家提供有用的知識。

              高校知識分子應該是抱著出世的心態、入世的眼光,理性、超越、睿智地判定困擾我們的真問題,并提出專業性的思考答案。這就需要我們關懷這個社會,思考這個社會,把自己的研究與社會現實緊密結合起來。學者只有將問題意識扎根于社會之中,其研究才能獲得生命力,才能與國家管理者達成理想的銜接。目前困擾中國的問題,包括改善民生、解決貧富分化、保持經濟良性發展、抑制環境污染、防止權力腐敗等,都應該進入學者研究的視野和關懷之中。當然,不同學科的學者可以從不同角度切入。比如,以筆者所從事的歷史學研究來說,最好的切入點便是深入梳理和考察歐美國家在社會轉型期內所遭遇的各種挑戰,以及他們應對這些挑戰的有效經驗,同時結合近500年來世界歷史發展的大勢,合理地定位中國目前所遭遇的矛盾和問題,為國家管理者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并引導民眾理性、長遠地看待個人與國家目前所遭遇的困境。

              當前,世界完全連接為一個整體,蝴蝶效應已經不是虛構出來的神話。同時,中國在世界范圍的影響力逐漸上升,必將擔負一定的大國責任。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知識分子不能畫地為牢,目光僅僅局限于中國內部事務。100年前,從普林斯頓大學校長任上走出來的美國威爾遜總統,提出了帶有理想色彩的十四點國際和平建議,曾經贏得世界尊敬。今天,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在思考自己的社會和國家之余,恐怕也應該關注世界和人類,為解決世界和人類難題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總之,筆者認為,現代社會是一個專業化社會,知識分子應當認清自己的社會分工和社會責任。在這個社會里,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主要責任就是研究切實的問題,傳播睿智的思想。當然,知識分子能否履行職責,不僅僅是個人意識問題,也是一個工作環境問題。只有當他們不存在后顧之憂時,才有可能全身心投入到思考和研究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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