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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敘利亞危機是場社交媒體“導演”的戰爭

          2016-05-13 09:25:00來源:大眾網作者:

            □ 文 / 史安斌 盛陽

            肇始自2010年底的“阿拉伯之春”在中東地區產生了“漣漪”效應。受此波及和沖擊,2011年3月,敘利亞國內積怨已久的宗教和社會矛盾終于在線上和線下全面爆發。社交媒體平臺上海量發布的圖文推送、視頻錄像和評論跟帖成為外界了解這場危機的主要渠道。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越南戰爭分別開啟了“廣播戰爭”和“電視戰爭”的先河,那么把敘利亞內戰視為有史以來第一場由社交媒體全面主導的戰爭并非言過其實。

            在這場危機的發展進程中,社交媒體平臺成為國內外不同政治勢力和宗教派別的主戰場。敘利亞反對派開辦電視新聞頻道,利用YouTube上傳海量視頻,并以“人民希望推翻現政權”作為統一類目加以推送;在推特(Twitter)上發布“#mar15”(即危機爆發的3月15日)之類的統一標簽(hashtag)制造話題,在社交媒體平臺上集聚力量。阿薩德政府則以網絡調頻電臺(Ninar FM和Sham FM)為宣傳陣地,與發動叛亂的“叛國者”(khawna)和“陰謀家”(muta’miriyyn)開展爭奪媒體話語權的輿論戰!耙了固m國”(ISIS)等極端恐怖勢力乘虛而入,不斷發布血腥視頻,對政府軍和反對派武裝同時展開“攻心戰”,攪亂敘利亞政局,并在國際社會制造“媒體恐慌”。英國廣播公司(BBC)、半島電視臺等國際媒體也借助社交平臺積極參與這場“媒體戰”,爭奪新聞事件的首發權和闡釋權,培養當地“公民記者”參與采編,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影響這場危機的走向。

            高下立現的“媒體戰”

            近年來,智能手機在阿拉伯國家迅速普及。以敘利亞為例,“阿拉伯之春”爆發之時,該國僅有不到40%的人使用手機,僅僅過了三年,這個比例就上升到了95%。因此“媒體戰”的成敗關鍵在于對移動端和社交媒體的掌控和運用。

            在敘利亞危機這場“媒體戰”中,作為反對派喉舌的“東方電視臺”(Orient TV)表現最為搶眼。2001年,阿薩德總統簽署了“50號法令”,允許私人開辦媒體!皷|方電視臺”是該國最為成功的私營媒體機構之一,由靠二手車交易發家的富商加!ぐ⒉嫉拢℅hassan Aboud) 于2009年創辦,以播放電影和電視劇為主,通過廣告收入積累了豐厚的家底!鞍⒗骸迸d起之后,阿布德深藏已久的政治野心暴露無遺,立即開辦了24小時播出的全天候新聞頻道,把總部從大馬士革遷往迪拜,每月投入150萬美元的巨資,制作和播出各類新聞報道和評論,與阿薩 德政府展開“媒體戰”。

            每當國內出現反政府的示威活動,“東方電視臺”就會第一時間播出警察向示威者開火的畫面。雖然它仍是一家傳統媒體機構,但其內容主要通過社交媒體向敘利亞國內和全球推送。該臺還聯合“BBC媒體行動”(BBC Media Action)、“戰爭與和平報道研究所”等西方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在敘利亞國內培養了近萬名草根記者,使用手機等通訊工具和Skype等即時通訊平臺源源不斷地提供戰地前線的視頻素材。

            相形之下,政府開辦的電臺和電視臺在社交媒體和公民記者的使用上顯得遲緩而笨拙。每當反政府示威發生,“東方電視臺”源源不斷地由公民記者通過手機或衛星電話傳回現場畫面,而親政府的媒體只會循環播放愛國歌曲和口號來掩人耳目,這場高下立現的“媒體戰”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敘利亞國內的亂局,也再次印證了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的名言:“誰掌握了社交媒體,誰就掌握了未來”。

            國內問題國際化

            美國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of Peace)近期發布了一份名為《社交媒體化的敘利亞內戰》調查報告。研究發現,從2011年6月開始,阿拉伯語已經替代英語,成為推特(Twitter)網站使用頻次最高的語言。這充分表明,在社交媒體的助推作用下,敘利亞內戰所產生的震蕩效應已經擴展到伊斯蘭世界,乃至于整個國際社會,成為“國內問題國際化”的典型案例。

            2013年5月,一段駭人聽聞的視頻在YouTube網站廣為流傳。視頻中,來自敘利亞反對派武裝“自由敘利亞軍”(Free Syrian Army)的士兵生竟然生吃另一名死亡政府軍士兵的器官,引起網絡世界的一片嘩然。

            同年8月,在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東郊發生了一起化學武器襲擊事件,造成上千平民身亡。網絡上隨后流傳了一系列視頻和照片。其中一個視頻中,攝像鏡頭對準了一排排兒童的尸體,他們雙目緊閉,顏色蠟黃,由白布半遮半掩,旁邊一名男子怒吼,宣稱他們遭遇了化學武器襲擊。敘利亞反對派隨即指控襲擊是當局所為。政府方面則表態,稱所謂的“化武襲擊”不過是一場“骯臟的媒體戰”。

            類似這樣的“羅生門”事件層出不窮。敘利亞危機爆發后,政府軍與反對派的武裝沖突從線下蔓延至線上,雙方均企圖在新聞媒體挑起事端。2012年6月,英國“第四頻道”(Channel 4)記者埃里克斯·湯姆森(Alex Thomson)就被“敘利亞自由軍”故意引到交火區,險些被政府軍失手射殺。在采訪手記中,他斷言,這次險情其實是反對派蓄意制造的“陷阱”。顯而易見,一旦反對派的陰謀得逞,記者被“誤殺”,阿薩德政府就會陷入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

            “伊斯蘭國”的宣傳戰

            敘利亞內戰不僅培植和壯大了本國的反政府勢力,還給“伊斯蘭國”(ISIS)等極端恐怖組織提供了異軍突起的機會。ISIS的勃興固然是借助于原教旨主義和極端思想的泛濫,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社交媒體的助推作用。

            ISIS建立了功能強大的媒體與傳播部門,主要由來自歐美國家的“圣戰”分子掌管。他們擁有新聞媒體或者網絡技術公司的從業背景。在媒體培訓方面,ISIS有相當完備的方案:新人首先接受兩個月的基礎軍事訓練,再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專業媒體操作培訓,強化攝像、錄音、混編等技能,之后才開始從事相關工作。

            此外,在這片黑衣人的“國度”,負責社交媒體傳播的高管被列入貴族階層“埃米爾”(emir),備受尊重和厚待。他們可以直接參與戰略決策的制定,管理數以百計的公民記者、攝像師、制片人和編輯,配有汽車、花園別墅、免費的生活用品,外加700美元月薪的工資以及免稅福利,而相比之下,一名普通武裝士兵的月薪不過100美元。

            2014年7月,ISIS推出官方月刊《達比克》(Dabiq),以紙質版和數碼版發行,推出阿拉伯語、英語等六個語言版本。這本刊物致力于統一教法詮釋,強化該組織的政治領導權與合法性,同時展示其具體的治理成果,包括在“教育、養老、醫療、城市重建、市場管理、交通管理等各個方面取得的成就”。

            在專門研究極端組織意識形態的智庫——“號角計劃”(Clarion Project)——看來,“這本‘光鮮’的宣傳品定期推出,內容豐富,制作考究,印刷精良,意在于從西方世界中招募‘圣戰’分子”。統計結果顯示,從敘利亞危機爆發開始,共有超過三萬人受到極端組織的網絡宣傳影響,涌回敘利亞境內并參與“圣戰”。他們來自115個國家,其中包括為數眾多的婦女和兒童,大多數人隨后加入了ISIS。

            “攪局”的西方媒體

            在全球化時代,敘利亞危機也是國際政治經濟力量的一場戰略博弈。與以往的區域性危機一樣,西方媒體不滿足于隔岸觀火,而是直接參與到這場危機的議程設置和輿論角力當中。出于自身經濟和戰略利益的考量,大多數西方媒體都淡化了該地區宗教和世俗政治的矛盾,采用西方中心的偏頗視角,著力炮轟敘利亞現政府,片面夸大該國出現的人權災難和人道主義危機。

            由于過度依賴公民記者和社交媒體,一向以客觀公正自居的西方媒體在報道方面的頻頻失誤也令其飽受詬病。例如,在2011年的一次事件中,幾乎所有西方媒體都援引反政府人士的話報道稱,位于大馬士革的敘利亞執政黨總部大樓遭遇兩枚火箭彈襲擊,然而隨后的調查發現,所謂“火箭彈襲擊”純屬捏造,大樓僅在當天凌晨遭到過兩次冷槍襲擊而已。

            此外,在報道敘利亞反政府示威游行的規模時,西方媒體總是有意無意地夸大參與人數,或是不加辨別地大量播發反政府武裝提供的視頻,視頻畫面模糊。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在大馬士革“幾乎每天都有大大小小支持阿薩德總統的游行,但西方媒體幾乎從未報道過”。自敘利亞危機爆發以來,原本只是“小打小鬧”的社交媒體開始彌漫著戰火、硝煙和血腥。匯聚來自四面八方、三教九流不同勢力的輿論戰也陷入混亂和膠著的境地,并從敘利亞波及周邊地區,從虛擬空間蔓延到真實世界。席卷歐洲的難民潮,震驚世界的巴黎恐怖襲擊,說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成為全球傳播時代的核心議題。剛剛閉幕的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習近平主席的講話言猶在耳:網絡空間不應成為各方角力的戰場,“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包括敘利亞人民在內的各國人民都在期盼國際社會加強合作,建立一個安全、公正、清朗的網絡空間,造福 于世界的持久和平和人類的共同繁榮。

           。ㄗ髡呤钒脖笙登迦A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作者盛陽系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生)

            ——來源:《青年記者》(2016年1月號)

          初審編輯:

          責任編輯:劉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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